是花都在开

一直到世纪之交的今天，在许多人的心中，那儿，还是一片荒蛮之地，偏远，贫穷，落后。那是因为数千年的历史投在那儿的阴影，太浓重了。

我就出生在那儿，那叫作陕北的地方。

山连着山。沟套着沟。数不尽的荒滩野峁。嘶吼着的西北风卷着黄土和积雪。而当风住了的时候，一只金钱豹蓦地从一孔不知什么年间遗留下来的烂窑里冲出，两只烫人的眼睛估摸着你的力气和胆量，然后，又倏忽改变了主意，蛇一样灵活的腰身有力地一纵，在崖畔上消失了。

四野的狗叫了起来。

然而，如果叫这一条川几十个村庄的人把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记录下来，一定会使人扼腕，浩叹。因为，他们尽管可以扛得起一头老牛，却提不起一支小小的笔杆。所以在有些地方，每逢过年，为了抒发喜悦之情，门上虽然也有对联闪耀，但红纸上赫然入目的却不是我们祖先创造下的会说话的方块字，而是用碗底蘸着墨汁印下的如同哑巴之口的黑圈圈。

后来有了共产党，动员孩子们上学念书，给各家都分派了任务。有时候催紧了，紧锣密鼓地催，便有那些愚昧的有钱人家，如同逃兵役一样，出钱雇人，用以顶替自己的孩子。

那个年代，陕北的文化就是这样落后。因而在当时陕北一流大学抗大的招生布告上，居然这样写着：凡文化程度相当于高小毕业者，皆可报考。

以上这些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是不是太有点儿不可思议了？

当然，那个年代陕北的教育事业也有过蓬勃发展的局面，但不久便由于战争的破坏，由于战后几乎所有著名学校都迁往外地，又是一片岑寂。

我家因为世居城中，父辈中曾经出过两个初中毕业生，父亲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仅此而已，我一大家子中还有好几十号人马，几乎个个都是文盲。

最为可叹的是，父亲虽然曾经当过延安高小的校长，但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，他便撒手人寰。这样，本来属于我和我的儿女们的通向文化人的道路，也荆棘横生了。按常理来说，我和我的儿女们如果具有坚韧的奋斗精神，再闯到父亲当年那个份上，也就很不错了，否则便会等而下之，只好终生与街上的那些小摊小贩们为伍。事实上，小小年纪的我，就已经同小伙伴们一起，挑着小担笼贩卖过瓜果。

是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礼炮鸣响，越过千山万水，在陕北的黄尘四扬的坡洼上，重铸了我命运中的变数。

延河畔上，忽然有了安着玻璃窗的教室。晚自习时桌上昏黄的灯焰，忽然摇曳成了白炽的乌丝，大放光明。因为有政府发放的人民助学金强有力的支持，连最穷苦的农村孩子，也背着铺盖卷上学来了。图书馆。翻开的书。绝妙好诗：“春潮带雨晚来急”。虽然当时并没有听见涛声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那诗所暗示的，是一浪高似一浪的文化建设的高潮。我们正是被那高潮推涌着，中学时代全年级百分之六七十的同学，都上了大学。我上的是西安师院（陕西师大的前身）中文系。

毕业之后，我要结婚了，我的妻子也是大学生。作为老干部的我的三叔父，在结婚仪式上激动地说：“叫我怎能不高兴呢？我们刘家一下就出了两个大学生！”

还要怎样呢？好像登山，我们刘氏家族的血脉已经温热于山顶之上了。因而当我有了三个孩子的时候，我望着他（她）们泥猴似的从河滩跑回来，虽然有点儿生气，却颇有把握地想，他们都会成为大学生的。有时候还会产生点儿奢望，想，他们应该胜过父母，考上全国的名牌大学。后来我们夫妇调往西安工作，孩子们也跟着进了雄伟的古城。事态的发展真如我期盼的那样来了，老大考上了清华，老二（女儿）考上了华西医科大，老三考上了中国科技大。

而未离开延安乡土的那些绿苗嫩草一般的孩子，一茬又一茬，他们的信息随风飘散，听了也让人欢欣鼓舞。新时期以来，他们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，总在200大几。特别是1988年，居然考上了306名。不论是城里还是农村，是花都在开。前年夏天，我曾在火车上巧遇我昔日的一个同院邻居，他是从延安出发的，带着一个大女孩，我立即记起，我当年在延安时，这个女孩还抱在妈妈的怀里，头发黄黄的。可是现在她爸爸告诉我，她已考上了北大，他现在就是送她赴京上学。他并且告诉我，就是我们当年一起住的那个院子，近几年一下子就出了三个大学生；也有的中技毕业，最差的也有了初中文化程度。谈说中，他掩饰不住对自己孩子的得意之情。不过，一说到我的几个孩子，他又转而变为羡慕。

因为其时我的两个儿子，都已经驱车于美利坚的摩天大楼之间了。他们都成了留学生。而且，他们读的都是美国的一流大学，老大戎戎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，老三劲劲在哥伦比亚大学，都在攻读博士。他们在同学之中，表现都很突出，一个台湾同学惊叹地说，戎戎简直是一个神；而劲劲呢，我去年探亲时亲眼看见，他的同学中，有美裔的、法裔的、俄裔的、德裔的，都对他的聪明和才气赞不绝口。最近他毕业了，他的导师在为他写的评语中说：“他是我10年来带过的最好的一个学生。”已经有消息表明，他即将成为一所世界级的名牌大学的教授。